2019年11月2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宗教界主题协商座谈会上强调,宗教教义教规阐释是管方向、管根本的重要基础性工作,也是各宗教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。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,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,坚持研究与运用相贯通,坚持发挥宗教界主体作用与各方面大力支持相结合,做好教义教规阐释这篇大文章,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宗教思想体系,夯实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。这一论述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提出了要求,指明了方向。
教义教规阐释是管方向、管根本的重要性基础工作,也是各宗教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。教义教规阐释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内容,是深层次的宗教中国化;是宗教中国化的重要路径,通过教义教规阐释稳步推进宗教中国化;是衡量宗教中国化程度的重要尺度,中国化的宗教必然采用中国化的教义教规阐释。
首先,教义教规阐释深刻影响宗教的社会作用方向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,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、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,宗教才有可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健康发展。经念错了、念歪了,都会造成严重后果。宗教极端思想之所以能够危害社会,就是因为肢解、曲解宗教教义教规,形成极端行为的思想基础。只有对经典教义作出与时俱进、符合时代要求的阐释,才能有效抵御极端思想、异端邪说对宗教的侵蚀。
其次,教义教规阐释是形成真正中国化宗教的根本。宗教有多个层次,包括宗教信仰、宗教感情、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。教义教规属于内在要素中的核心要素。一定程度上,教义教规锚定宗教信仰的方向,左右宗教感情的归属,影响宗教仪式的样态,决定宗教组织的规范。区别不同宗教,要看教义教规;区别宗教的不同派别,也多看教义教规。教义教规是呈现宗教独特性的重要内容。教义教规阐释的中国化是宗教中国化的深度体现,体现了中国化的成熟程度。只有运用中国语言、采取中国表达、形成中国理论的阐释形态的宗教,才能称之为中国化的宗教。
第三,教义教规阐释是应对宗教领域乱象的防御性工程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,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。它是针对在全球化、多极化、信息化时代,宗教领域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出现的“去中国化”现象。中国宗教的主体性仍需持续构建和不断巩固。唯有形成自身的主体性,外面的风吹草动才不致影响到中国宗教的健康发展。而在构建和巩固中国宗教的主体性过程中,中国化的教义教规阐释就是关键。
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统一、研究与运用相贯通、发挥宗教界主体作用与各方面大力支持相结合
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宗教界主题协商座谈会上所言“三个坚持”的方法,为如何推进教义教规的中国化阐释提供了方法论。
第一,继承与发展相统一。这一方法体现了文化生成发展的基本规律,既回应了宗教发展的“变”与“常”的关系,也解释了坚持宗教中国化的“变”与“常”的关系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,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、核心教义、礼仪制度的同时,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、时代进步、健康文明的内容,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、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。宗教的基本信仰是“常”,对教义教规的阐释是“变”;宗教的核心教义是“常”,对其中的积极进步内容进行挖掘是“变”。每一种宗教要健康发展,必须既继承又发展,既坚持又创新,既薪火相传又与时俱进,顺应时代、适应社会。只有善于吸纳、乐于包容、勇于革新,才能实现宗教文化的迭代升级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,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,但传入中国后,经过长期演化,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,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。佛教的中国化就是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成果。
第二,研究与运用相贯通。这一方法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规律,既讲清了教义教规阐释的“体”与“用”的关系,也揭示了宗教中国化持续深入推进的“体”与“用”的关系。一方面,研究是为了运用,运用是研究的目的,同时,通过运用来检验和加深研究,运用还是研究的方法;另一方面,研究是运用的前提,也是运用的开端。离开运用来研究,就成了空中楼阁,不接地气;离开研究来运用,就成了无源之水,难以持久。研究与运用,“体用不二”。从“体”的角度讲,要组织教界、学界力量,系统研究各宗教思想。要对现有宗教经典译本进行全面评估,针对不符合时代进步的内容,该注释的注释、该修正的修正、该重译的重译。从“用”的角度看,要支持宗教界办好讲经交流活动,选树一批能用信教群众喜闻乐见、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经解经的典型,汇编教义教规阐释优秀成果,使之进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,制定既符合我国宗教共性、又兼顾各宗教特性的阐释工作计划。
第三,主体作用与各方支持相结合。这一方法体现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系统性原理,明确了教义教规阐释中的“主”“辅”关系。在教义教规阐释中,宗教界是“主”,有关各方是“辅”。“主”“辅”之间要积极协作,同心同向。近年来,我国宗教界在教义教规阐释方面作了大量有益探索,取得了积极成效,但也存在成果比较零散、阐释不够系统深入、高水平宗教人才缺乏等问题。解决这些问题,需要培养政治上靠得住、宗教上有造诣、品德上能服众、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人才,营造氛围、优化土壤、整合资源、形成合力,既要积极作为,又要久久为功。
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宗教思想体系,夯实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
建立具有中国特色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宗教思想体系,不断夯实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,是教义教规阐释中国化的最终成果和目标,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表征。
首先,具有中国特色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宗教思想体系要有中国认同的内核。这种认同既包含了中国政治认同,又包含了中华文化认同;既内置了中国历史认同,又涵括了中华民族认同。如何阐释宗教和政权的关系、中国宗教与外国宗教的关系,是政治认同的焦点问题;如何阐释宗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、各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,是文化认同的关键问题;如何阐释各宗教历史的客观性和阶段性、宗教历史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关系,是历史认同的要害问题;如何阐释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关系、各民族的宗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,是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问题。对于这些问题,需要正确阐释、合理解答,才能树立起正确的国家观、文化观、历史观、民族观、宗教观,牢固树立“五个认同”,即对伟大祖国、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、中国共产党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。
其次,具有中国特色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宗教思想体系要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,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,用团结进步、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,承载着民族、国家的精神追求,是具有中国特色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宗教思想体系的指南。
第三,中国化、时代化的宗教思想体系要有时代精神的支撑。时代精神的核心是改革创新。历史地看,世界各宗教都是在不断回应时代问题、响应时代需求,革除旧信仰形态的弊端、创制新的信仰模式的过程中发展的。革故鼎新、与时俱进,宗教思想体系必须体现时代精神,这不仅是宗教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内生动力,也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内在要求。